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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是我們最好的傳家寶」！？臺灣民眾生育態度、行為變遷與生育政策的可能影響
臺灣社會在二十世紀得以快速完成人口轉型，政府推動家庭計畫與加速社會經濟發展是影響生育率下降最重要的兩大推手，前者提供已婚婦女有效的避孕知識與方法，後者則是改變女性在家庭與社會的角色與地位。多數民眾的生育態度與行為也隨之轉變，家庭外勞動市場與社會組織的興起，更進一步取代子女作為老年奉養、經濟安全的功能與角色。
進入二十一世紀後，超低的生育率不但加速臺灣人口老化、引發國安議題的討論，更是近期熱烈討論之社會與健康保險制度無以為繼的結構性原因之一。雖然中央與地方政府陸續推出各類鼓勵生育措施，但是缺乏政策與資源垂直整合、全面推動的現況，極可能造成生育率出現地區與城鄉差異，實際上並無助於總體生育水準的穩定回升。
此一當代社會發展困境並非臺灣獨有，西方工業化社會自1960年代即面臨低生育率、人口縮減與老化的問題。以瑞典為例，其總生育率在1927年率先低於替代水準（2.1），上一世紀如雲霄飛車般的生育率變動即顯示社會與家庭政策介入對於個人與家庭生育決策的可能影響。不過，作為社會福利制度的全球典範，瑞典的成功經驗卻無法全盤應用於臺灣，除非政府提供女性大量有保障的就業機會。
1990年兩德統一後，不但西德的生育率未見回升，東德原本較高的生育水準也因社會主義體制瓦解而締造全世界最低數據。採行保守福利制度的德國政府，在不影響固有社會體制下，藉由部分仿效北歐的激勵生育政策解決人口老化問題。儘管德國的生育率在歐盟國家中仍屬偏低水準，但其因應現況的規劃方式值得臺灣政府參考。
在國科會經費補助下，自民國99年起進行「生育價值觀與生育行為的代間傳承」研究，相對於前述兩類制度，部分學者曾建議臺灣的家庭政策可參考英語系國家為主的自由福利體制，主要由市場機制提供托兒、育兒服務是這項制度的主要特性。此外，這些國家的另一項特點—移民—卻是臺灣在政策面討論較少觸及的部分。提升生育率、引入移民兩者都可作為老化人口結構的調整，後者在引入初期可快速見到正面效應，長期而言則會加重人口負擔。
圖：總生育率（TFR）長期變動趨勢的跨國比較
除了總體政策誘因外，目前以歐洲為主的生育研究也回頭檢視當代子女與家庭價值的內涵，以及這些價值觀與生育行為間的連結關係。在高出生率時期，若能瞭解婦女的子女價值觀，政策可適時介入取代子女的正向價值，諸如老年奉養與經濟安全保障，即可透過避孕措施與晚婚抑制生育。然而在低出生率階段，若能適度減輕養育子女勞心且勞力的困境，對於婦女本身，伴侶間與親子間的情感依附才是生育子女與否的主要考慮。雖然臺灣民眾在子女價值觀的世代傳承並不完全，但是生育行為的代間關連性仍相當明顯。值得注意的是，長期研究顯示部分民眾對於子女仍然存在性別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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